無能政府系列之二

港懶理 成龍博物館星洲建 (19:55)
2009年2月26日

武打影星成龍說，向香港政府申請土地建成龍博物館的要求一直未得到回應，他決定將所有珍藏捐給新加坡。

成龍說，他向香港政府申請土地建成龍博物館，但歷時十年都得不到回應，就算他自己承諾會支付地價及建造費，都沒有結果。成龍批評，香港太政治化，特首曾蔭權和其他官員因為怕受批評，經常都不會有行動。

他說，上周他已向新加坡方面承諾，將自己所有戲服、獎項，和七座珍藏的古董木造房子全都給新加坡，該七座古董木房子是明、清時期的古董，估價達到6700萬美元。

成龍說，新加坡方面知道他有意建成龍博物館後，一星期內就向他提出建在新加坡，又承諾會承擔所有展品的運輸費，令他覺得感動。

成龍補充，如果這幾日內香港方面可以向他提出具體的建議，他或許會改變主意，否則，「成龍博物館將會建在新加坡」，他不無遺憾的說。

法新社引述一名香港政府發言人說，旅遊發展局正與成龍商討有關問題，表示在考慮如何推展計劃前，要知道更多詳情。(法新社)

涂爾幹看道德大論戰

徐承恩、陳健民﹕涂爾幹看道德大論戰 2009年2月9日

【明報專訊】近日關於修訂家暴條例的爭論，弄得滿城風雨。明光社及維護家庭聯盟等基督教組織擔心修訂會為同性婚姻鋪路，群起反對。他們指出若向同性戀者讓步，便會造成道德倫理的崩潰，有部分論者甚至指斥同性戀為性暴力、性病等問題的成因。與此同時，淫審條例的第二期諮詢即將展開，而相關的爭論亦日漸升溫。一場道德大論戰，一觸即發。種種現象不禁使筆者聯想起19世紀末於法國發生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

1894年，猶太裔的炮兵軍官德雷福斯被指出賣情報予德國，給放逐到法屬圭亞那的魔鬼島，在兩年後卻發現真正的間諜是另一名匈牙利裔軍官埃斯特哈齊。可是，法國軍方卻拒絕重審案件，促使左拉(Emile Zola)等知識分子發起營救德雷福斯的社會運動。由於德雷福斯本身是猶太人，再加上救德運動的發起人多為反宗教的共和派人士，主張復辟帝制的天主教徒群起反撲，指斥共和派為目無權威、為所欲為的個人主義者，認為他們只會促成法國社會的崩潰。

為什麼當時的保皇派可以犧牲德雷福斯的個人權利，堅決反對為他平反？

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社會出現了共和保皇兩極化的局面。後者之所以抗拒共和，並不純粹出於思想上的守舊。在大革命期間，一些比較激進的共和派人士試圖透過公權力實踐他們的理想，甚至支持羅伯斯庇一類的獨裁者，以行政手段廢除宗教、清算貴族，最終卻引來強烈的反彈，令法國社會陷入革命─獨裁─復辟─再革命的怪圈，令一些宗教人士及舊貴族相信法國必須恢復大革命前的舊體制。而生活在農村的法國人，則對工業革命帶來的轉變深感疑惑，普遍有求穩定而抗拒轉變的心態，因而成為保皇派的堅實支持者。

由於天主教信仰是法國的傳統信仰，亦曾是法國王室認受性的來源，故此那是必須捍衛到底的最後陣地。由於猶太人是法國國內最顯眼的非天主教群體之一，自然被視為公敵。作為猶太人的德雷福斯已成為傳統與變革兩方衝突下的代罪羔羊。

尊重個人權利 不會帶來道德崩潰

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正正生活於被這場論爭困擾的法國社會。一直以來，涂爾幹都被誤解為保守的社會學家，原因是他非常關注社會規範，認為「失範」(anomie，是指沒有規範或舊規範不再適用)乃社會問題的根源。他亦指出現代社會的各種結構均有功能、相互分工。隨後發展出來的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經常為一些被視為不公義的制度(如貧富不均)辯護，更有以防止失範為由擁護建制。這些學者都奉涂爾幹為其開山祖師，而未必察覺到他其實是一個共和派人士，當年曾多次為救德運動護航。

涂爾幹固然認為社會急劇的轉變，特別是19世紀法國的現代化過程，帶來失範的問題，並對社會整體及個人心理造成壞影響。可是，他認為是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轉變(如社會分化)造成失範，而非由倡議個體權利的新思潮所造成。是以他並不認同保皇派對共和派的批評。涂爾幹在反駁對救德運動的批評時，指出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並非自我歌頌，而是對所有個體的尊重」；「不是出於自我中心，而是出於對所有人的認同、出於對一切苦難與困惑的憐憫、出於要抗災救難的渴望，以及對公義的渴求(延伸閱讀一)」。個體主義並不等同於道德虛無主義，它本身也是一套倫理價值。它不單鼓勵社會人士爭取個人權益，亦要求他們尊重他人的個人權益，而後者就是一種能夠凝聚社會的倫理價值。

在香港有關家暴條例的爭議中，明光社等組織認為只要為同性婚姻開了路，最終會帶來性倫理的崩壞，令社會變得人慾橫流。問題是當同性戀者沒有婚姻保障，不能發展穩定的感情生活時，往往亦是這類團體指摘同性戀者濫交、放縱情慾。如果同志運動的目的真的是要拆道德體系，他們便應推動取消婚姻制度。現在爭取同性婚姻，代表同性戀者同樣肯定了委身、忠誠的價值。他們亦主張親密關係中的平等及相互尊重(故反對暴力)。這場運動的本質是平等的個人(婚姻)權利，其結果卻不是把同性戀者從舊有的道德價值中解放出來，相反是把新的(婚姻)規範加諸在同性戀者身上。這些規範將制約婚姻中的同性戀者放縱情慾，而非明光社等組織所言的人慾橫流，最終是鞏固或是摧了家庭價值，值得深思。

倫理價值需配合社會演變

涂爾幹不單指出個體主義是一種倫理規範，他甚至認為個體主義是唯一能夠維繫當代社會的倫理價值。在工業革命發生前，人類生活方式比較一致，並由威權以強制的方式維繫倫理價值。可是，在工業革命後，都市化的過程令人口高度集中，各種職業與生活方式混集其中，無可避免出現多元分化(韋伯所言的「諸神之爭」)，令傳統權威崩潰。涂爾幹指出在當代社會中，對個體福祉的關懷是社會僅餘的最大公因數，而對個人權益的尊重便成了唯一能令整個社會都接納的倫理價值。而對個人權益的理解，必須是以建基於事實的理性作為最高標準。倘若涂爾幹生於當代，他或會認同哈貝瑪斯的看法：要解決當代社會的問題，我們必須遵從「溝通理性」，在公共領域中以平等、真誠態度和以理服人的方式，尋求公共議題的共識。

要以理服人，基督教群體必須在其信條以外，尋找一套與教外人士共通的話語，說明同性婚姻如何破壞家庭價值。如果認為同性家庭會造成人慾橫流、愛滋病傳播，就必須拿出證據，不應危言聳聽。其實今天對家庭價值的最大挑戰，是個體主義發展成「個人中心主義」(egoism)和(特別在全球化下)工作世界對家庭生活的破壞。未能正本清源，卻以同志爭取婚姻權作為代罪羔羊，就如同把德雷福斯再次判罪罷了！

延伸閱讀

1. Lukes, S. 1973. 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a Historic and Critical Study. London: Allen Lane.

2. Jones, R.A. 1986. Emile Durkheim: An Introduction to Four Major Works. Beverly Hills: Sage.

作者徐承恩是執業醫生、中大社會學系碩士，陳健民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巧取豪奪

蔡子強﹕巧取豪奪的故事 2009年2月9日

【明報專訊】宋朝大書法家米芾有一兒子米友仁，擅長作畫，但卻沒有把父親的遺傳、自己的天賦用於正途，反而最愛從別人處借來古畫，臨摹完之後，偷龍轉鳳，以摹本歸還，從而瞞天過海，靠辜負別人的信任，換來許多名貴的真本古畫。米友仁本來可以跟父親一樣，成為一個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但最後卻走上了歪道，徒然留下惡名，其行徑更被引伸而成「巧取豪奪」這句成語，用來形容人們以不正當的巧妙方法，攫取不義之財物。

千年之後，文明縱然進步了，但卻並無有效遏止這種巧取豪奪的行徑，反而讓它以更複雜、更令人眼花撩亂和目瞪口呆的形式進行。從美國的華爾街到香港的中環，一個又一個的金融奇才，IQ爆棚，長袖善舞，卻沒有把才華貢獻給有助人類福祉的事業，反而以各種偷天換日的手法，把小股東的血汗錢，如魔術師般左手交右手，把玩戲法，最後放進自己口袋之內，袋袋平安。

古時通過臨摹，如今則通過企業變戲法來巧取豪奪，難道人類文明的進步，僅止於此﹖

總理溫家寶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說：「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企業家身上要流淌道德的血液。」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把這段說話轉給電盈的兩大股東──李澤楷及中國聯通。

《明報》社論嚴辭斥責「財技巨人，道德侏儒」，我想亦道盡了幾多升斗市民的心聲。驕人的天賦，卻用在歪途。

李澤楷與Bill Gates的距離

李澤楷的偶像──美國微軟公司創辦人、全球首富Bill Gates，2007年6月回到母校哈佛領取榮譽學位時，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演說。這篇演說之令人感動，並不是因為它教大家如何錢搵錢，首富之令人尊重，亦不是因為他富可敵國，而是他對低下階層的「人文關懷」。在緬懷完自己當年在哈佛的少年輕狂之後，Bill Gates認真和嚴肅的說：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全球最富有的人向我們懺悔，他在大學求學時期的最大遺憾，就是對全球不平等現象的無知。他認為哈佛在座所有最聰明的腦袋，畢業後的最重要任務，就是致力消除全球貧窮：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同是未能大學畢業，同是在IT界發，同是富可敵國：

．一個靠實業造福人類，但另一個則只曉靠接二連三的企業變戲法實行財富大挪移；

．一個餘生致力於消滅全球貧窮，另一個則不斷靠財技製造出新的赤貧；

．一個因過往的冷漠和無知而要向公眾懺悔，而另一個則對小股東的血淚控訴和全城喊打無動於中。

這就是兩人間的距離。

拜託李澤楷，以後別再開口埋口說要爭取「真民主」了，以免辱及民主，又還是，你只打算把它當作一塊遮醜布呢﹖與李過從甚密的泛民中人如陳太、公民黨，又或者莫先生，我想他們最好好自為之了。

尤其是莫先生，本來在IT界頗具聲望，去年9月立法會選舉，到了最後衝刺階段，卻勞動李澤楷親自出面為他拉票，結果，反以少數票落敗，我想今天他終於明白原因了吧﹗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基督不丟石頭／文﹕梁文道

基督不丟石頭／文﹕梁文道 2009年2月7日

【明報專訊】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

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